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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 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陶瓷供佛器是历代供器中一个重要门类,元明清时期生产了大量的陶瓷佛教供器,其中不少保留了完整的组合陈设形式,如元"三供"、明清"五供"等,成为供佛器的重要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历年的考古发现和各博物馆所藏传世,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元明清时期组合式陶瓷供佛器的特征及组合方式的发展演变。麦积山石窟在隋唐时期曾受到地震的破坏,产生大面积崩塌。通过考察东崖大面积的崖体崩塌所涉及的范围、崩塌年代、崖体崩塌前后洞窟凿的情况,可以确定隋皇二十年(公元6年)地震以后凿的部分隋代洞窟为第3323、7窟。从中可见隋代继承了北周洞窟的形制与题材,七佛题材仍然流行。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中有丰富的关于进献用"玉"的,这是旧着录卜辞所未见的。本文在对这些卜辞简释的基础上,从献玉场合及性质等方面就殷代的进献用玉情况进行考察,并进而与后世的"贽见礼"作一对比研究,以加深和拓展对殷代玉礼以及我国古代贽见礼形成的认识。通过对《安阳韩琦家族墓地》一书及相关的考察得知,普安郡太君崔氏并非韩琦的继室,而是侍妾。除了崔氏,韩琦还有另外一位为其生子的侍妾贾氏,而尚未确定墓主身份的M5,其墓主可能是贾氏。本文选取汉墓中出土的建筑明器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出土环境、视觉表现、技术,以及与墓葬中其它元素的关系,试图去发现这些明器在表现什么、如何表现、为何如此表现。通过对其墓葬属性和表现形式的考察,本文主张将建筑明器看作观念的建筑和表现建筑的艺术形象。故宫博物院"金漆花鸟琴"为清宫旧藏古琴,与其它传世古琴不同,它的漆地表面有用金粉和颜料描绘的龙纹、花鸟、山石等纹饰,琴上龙纹图案,琴侧的花菱纹,琴面和琴背的花卉等,均与传统漆器上的纹饰存在明显差别,具有日本纹饰的显着特征。从髹漆工艺看,琴上纹饰和花鸟图案,创作技法上采用日本平莳绘、高莳绘、色粉莳绘等不同莳绘的髹漆技法。考察日本 7年)后期,古琴在日本颇为流行,并一度在日本成为一种时尚,古琴文化的发展在日本达到鼎盛时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张"金漆花鸟琴",具有江户时期日本莳绘漆器的艺术风格,应该就是受古琴在日本盛行风气影响的产物,它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莳绘工艺品,而后流入,并为宫廷所收藏。此琴进入清宫的时间,当在乾隆末期前后。唐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客使图》壁画中戴鸟羽冠使者的身份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基于不同视角和理论范式下的高句丽说或新罗说均有理论指导意义。在唐高宗时期的朝鲜半岛地缘政治构筑和唐罗关系的大背景下,笔者以章怀太子生活年代和陪葬乾陵的建造时间为大框架,以这一时期唐代皇室争 争为参照,分析其政治生活中关系密切的人物与重要事件,探析他参与唐罗事务的可能性及途径;同时比对这一时期新罗与唐朝关系的动向,梳理入唐新罗使者的情况及活动轨迹,再与现存遗迹遗物进行交叉比对。认为与章怀太子关系密切的人中,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宾客刘仁轨和新罗使者金仁问对唐高宗和章怀太子的朝鲜半岛策略颇有影响,由此提出戴鸟羽冠使者可能来自新罗皇室,还可能与多次往返唐罗之间、长期居于唐朝、对唐罗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金仁问有某种关联。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和质谱方法测定了安徽蚌埠禹会遗址出土的薄胎磨光黑胎与普通陶器的微痕量元素化学组成,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稀土元素配分模式分析,结果显示,薄胎磨光黑陶的微痕量元素组成与普通陶器有明显不同,结合考古学背景分析,这种精 陶器应不是由禹会遗址本地生产,而是从外地传入的,且其产地来源可能在2处以上。本文的研究对探明禹会遗址的性质、验证"禹会涂山"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了解龙山时代晚期皖北及其周边地区陶器传播与文化交流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